以中正平和之力治病 怀清灵俊秀之心行医——访

　　益群堂国医馆乔宝璋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副欧阳中石10多年前为乔宝璋亲笔题写的书法作品，衬着窗外午后的阳光，宣纸上的“百草调珍”四个大字显得温暖又恬淡。潜沉在中医世界40多年的乔宝璋，一辈子几乎都在和中草药打交道，在他看来，中石先生的题字将书法的形式和中医的内容都在一张纸上呈现了出来，他个人很喜欢。

　　任何一门学问发展到一定高度，都是艺术。数学家丘成桐在解决对称问题的时候，会从宋词“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中寻找灵感，乔宝璋相信中医医术达到一定深度也是如此。在乔宝璋心目中，中医不是简单的先学什么后学什么的问题，而是要将所学的中医药知识融会贯通，学到一定程度后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去理解，才能有所成就。

　　1966年，乔宝璋高中毕业，成绩优异的他信心满满的填写好大学、专业志愿表格，万事俱备，只等开考。但就在距离考试还有半个多月的时候，“文化大”爆发了，中央发文件通知高考时间推迟。“刚开始通知说是半年，再后来就杳无音讯了。” 乔宝璋无奈的说道。紧接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968年年底，乔宝璋从榆林来到了定边农村开始了自己的插队生活。

　　乔宝璋到定边小半年后，偶然认识了一个从北京中医学院毕业的沈仲贤大夫，沈大夫为人友善，两人相处的也很融洽，于是乔宝璋开始跟着他了解中医、学习中医，同时还深入学习了那个年代比较推崇的针灸疗法。

　　“起初只是学着玩，没想过自己会给别人行医看病。只是有一天我的房东告诉我他牙疼的很厉害，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缓解他的疼痛。于是我用盛大夫教的办法试着给治疗了下，没想到就把牙疼治好了。从那天起，我便开始有意识的去研究中医药。” 乔宝璋缓缓的回忆道。

　　1969年以后乔宝璋开始给很多病人扎针。那时他所插队的村子周边有很多感冒、腰腿疼痛的病人，都慕名前来找他放血、针灸、看病。在乔宝璋的记忆里，那个年代农村缺医少药，而且农民性格朴实、不矫情，对大夫的建议也充分给予信任，病也比较好看。

　　后来沈仲贤大夫离开陕西定边返回河南老家，临行，他把学过的教材全部送给了乔宝璋，乔宝璋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自学完全部教材。“我把教材上该背的全部都背了下来，后来农村流行赤脚医生的时候，我就顺理成章的当上了赤脚医生。再后来第二军医大学搞专业培训，我就报名去学习，因此西医的知识也学了一些，培训回来后，我就正式成了一名医生，那一年我刚满20岁。”

　　当上正式医生后，乔宝璋熟练掌握了打针、开药和基本的小手术技能，他在定边行医三年多的时间里，方圆几十里的乡邻都前来找他看病。定边的冬天，最低气温会下降至零下30度，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每当半夜听见狗叫，乔宝璋就知道又有人来找他看病了。遇到特殊情况，半夜也得出诊，走几十里山路去病人家里看病也是常有的事情。

　　当时他有一个女病人，生完小孩以后患了乳腺炎，双侧乳房疼的很厉害。当时去乡镇卫生院看病的线里路，经过多方打听后来就近找到乔宝璋，乔宝璋就用在培训班上学到的技术给她进行了治疗：准备半碗烧酒，剃头刀经过消毒后，就为病人开始做处理，等脓流出来然后就引流，再消毒，最后打一剂青霉素，几天后这个女病人就康复了。还有一个小伙子，得了阑尾炎，乔宝璋采用土大黄，先用盆子熬制，后用蒲公英的叶子给敷上，没过几天小伙子的病也好了。

　　1972年，乔宝璋进入陕西省中医学院学习，在中医学院学习的日子里，他接受了西医解剖、生理、生化知识的系统学习，1975年大学毕业后因成绩优异遂留校工作。同年，他还参与了卫生部主办的《中医大辞典》编写工作，该词典的编写由卫生部发起，陕西中医学院也陆续承担了一部分编纂工作，乔宝璋就是当时学校参与编纂的成员之一。

　　“我那时候年轻，精力旺盛，学习起来不觉得累，准备前期内容的那段时间，我把基本能看到的中医书籍全部都翻了一遍。后来到北京查资料，一呆就是四个月，北京城里所有的图书馆都跑遍了。后来通过书籍目录了解，发现一些资料在宁波，于是准备动身到宁波去继续查资料，有个前辈老师看了我的资料整理后，说够了，不需要再去了，我才停下来。北京回来以后，我还陆续在其他地方收集了一些相关资料，应该说当时馆藏的书我都见过了。”回想那段不知辛苦的求知时光时，乔宝璋语气中洋溢着说不出的骄傲。

　　据了解，当时北京有些图书馆的书不给外借只能在馆内阅读，有的中医古籍也不能复印和照相，甚至有的书还需要单位开具特殊的介绍信才能给瞅一眼。那段时间乔宝璋每天早晨一起床，就随身带一些水和面包出门，踏进图书馆的大门一呆就是一天。从早上一睁眼一直到晚上闭眼，所有的心思都围绕着《中医大辞典》的编纂工作。

　　1977年5月，中国当代最厉害的中医大师们汇聚黄山，用半个月的时间集中审核词典条目。乔宝璋也在那段时间结识了裘沛然、邓铁涛、张赞臣、米伯让、李经纬、马继兴、吴贻谷等老一辈中医专家。时至今日，乔宝璋还保留着那张30多年前摄于黄山宾馆的《中医大辞典》编纂组成员的集体合影。“照相的时候我是站在最后的，邓老等前辈都在第三排，裘老在第五排。当时前辈们给我的感觉是，他们里面确实有很多人很有学问，很厉害。”

　　1978年，乔宝璋开始在陕西省中医学院攻读研究生，《伤寒论》是他研究生期间主攻的专业方向。硕士毕业后他选择了继续留校执教，后来他在中医学院也给学生们教授《伤寒论》，教学工作坚持了十多年，直到后来担任行政职务后才停了下来。

　　在行政工作方面，乔宝璋一路也干的有声有色。从系主任一直干到校党委，并成为同一届毕业生中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1987年乔宝璋从陕西中医学院调到陕西省中医研究院，从事教学、科研、医疗及管理工作，荣任全国中医学会第三、四届理事，陕西省中医药学会副会长。现任陕西省中医药学会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陕西省中医研究院主任医师，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兼职教授等职。

　　在乔宝璋看来，保持健康最重要的秘诀就是维持身心灵“中正平和”的状态，只有身心灵三者和谐相处，才能真正的康健。这种和谐不光是身体内部的和谐，也包括身体和外部环境的和谐。他尤其强调情绪对健康的巨大影响作用。他认为，当随着年龄增长逐步衰老后，生理应对心理变化的承受能力会减弱，不会再像年轻人有很强的调节能力，因此也容易生病。每位医生遇到的病人，都是存在这样那样“不和谐”的问题，这需要大夫分析病人的不同情况然后帮助病人去纠正和调节，最终回归到“中正平和”的状态中来。

　　当记者问及“中正平和”四个字的具体含义时，乔宝璋不紧不慢的介绍道：“中，就是不拼比，正，即是端端正正，平，意在追求平稳，和，指的就是协调。” 乔宝璋认为，以所见知所不见，是中医最重要的思想。有的问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找到答案，有的问题需要辛苦寻找才能得到答案，而有的问题一辈子都找不到答案。在给病人治病的时候，内部是无法看到的，大夫只能通过脉象、望闻问切等手段去观察，感知病人身体内部隐藏起来的东西。这个过程中需要中医大夫具备中医诊断的基础技能，更需要怀有一颗“清灵俊秀”之心去判断。

　　乔宝璋心里最佩服李冬云和叶天士两位中医前辈，他认为李冬云和叶天士医案中的药方都很巧妙，堪称“清灵俊秀”的典范。他告诉记者，医术高超的中医前辈的药方都很细致，叶天士的药方几乎没有超过10味药的，这样的方子让病人的胃肠负担很小，经济压力也随之减轻。

　　关于导致出现“不和谐”的原因，中医前辈也做了系统总结。中医认为导致生病的主要原因分内因、外因、不内外因三种，其中六气（风、寒、暑、湿、脏火）属于外因，，正常的六气养人不伤人，六气过度就会转化成病因；内因是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和饮食劳觉；不内外因则是外伤、车祸等等。每个大夫都很重视病人的病因，病人的所有病因中七情的调节最为重要，叶天士在他的医案记录中也曾这样说到：“此病非药食能否治愈，须得怡情开怀，才可治愈。”。不内外因大多是人意料之外的伤病，很难预防，只需及时救治即可。

　　阴阳是中国古人认识整个自然界的一种世界观和哲学思想，也包含其中。它是人们认识疾病、认识的一个思维工具。乔宝璋觉得中医看病不需要故弄玄虚，而是需要细致入微的观察。中医看病要通过望闻问切的手段，判断疾病出现在脏还是在腑。病在经络则病情浅，病在脏腑则病情重。分清经络、脏腑之后还要进一步分析脏阴脏阳、气阴气阳、脏腑经络的气血运行状态、气血多少等问题。整个疾病诊断的过程主要分析的就是这些东西，所有的病症最后都要总结到脏腑经络，阴阳气血，这也是看病最重要的东西。但乔宝璋也指出，如果单凭仅仅辨阴阳，也是看不好病的，必须综合分析。

　　乔宝璋曾治疗过一个男患者，长期被肥胖和便秘问题困扰，就诊的时候他发现患者湿气重，导致阳气不通，只要将湿气去除后，阳气自然通了，于是使用平胃散，治疗效果也不错。在实际临床工作中，乔宝璋辨症会很仔细，但是学校里中医教材对于一些疗法细节却都讲的很粗略。他告诉记者，大部分人在治疗便秘的时候，都使用大黄，根本不进行详细的区分。有的中医大夫一辈子都用十来个方子，甚至就是两三个方子，简单的病情可以施治，但是复杂的病情不能适用。

　　关于中医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技能“望闻问切”，乔宝璋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他认为，大夫看的病人多了，病人只要一进门，就能看出来这个人问题在哪里，这就是望诊。那种被他人扶着进来的，大部分都病的很严重了。有的病人则是看眼神、站姿、坐姿，第一眼基本就能整体上判断一个人的状态。如果一个人白胖，一般都是气虚，湿气重。如果一个人中气足，声音发自丹田，说话会洪亮，掷地有声，反之则虚弱无力。

　　闻诊，包括听，听病人的气息也能判断病情。首先听患者说话的气息，判断病人气息的强弱，是不是有中气不足的问题。一般呼吸道感染的人都会气息不足。肝功不好的人，嘴里说话的时候就会散发特殊的气味。因此大夫和病人交流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太远看不清楚，太近又会因为有的病人口气重，影响诊断。

　　问诊，是指和病人交流、沟通，包括交流之后的记录，也就是写病历。“现在研究生学历的大夫都不一定能写好病历，我现在出诊的几个医院里的医生，大部分都写的不是很好。” 乔宝璋不无感慨的说道。他觉得，病人不是一说症状大夫就要原模原样的去记述，而是要简明扼要的记录。比如一个病人咳嗽，一定要写清咳嗽持续的时长。比如胃疼的病人，除了问清时间之外，还要问明具体的症状，然后再询问相关症状。便秘这种疾病，则要看患者具体的消化道的症状，比如是否口干，是否需要润肠通便，或者是否气滞，甚至还有神经性的便秘。有的病人描述的不太细致的话，这还需要医生进行进一步的问诊，在此基础上再记录。至于脉诊，乔宝璋认为这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技能，考验的是中医大夫的临床经验的深浅。

　　当大夫对一个病人的病情作具体诊断后，就要开具适合病人服用的药方。乔宝璋认为作为中医大夫，从细微层面来讲，除去了解病人的病情，还要熟悉使用的药材，清楚的知道每一味药进入后能解决那些问题以及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但现在很多医生给病人看病，不大注重这些，一般肚子痛，都用常规方子，但是他看病会进行详细区分，如果遇到脾胃不和，要看是脾胃哪块出现了问题，到底是脾病了还是胃病了，脾胃阴和脾胃阳也要有所区别。

　　“糜烂性胃炎主要问题在血，浅表性胃炎主要问题在气，分清病症以后，用药也要非常讲究。但是现在多少医生，用药都很粗糙。比如同样是消化不好的病人，病人的舌头湿、舌淡，一般都是阳虚，要用党参、白芍等药。如果病人的舌头干的话，则要用润一点的药。”

　　乔宝璋在临床带教年轻大夫的时候，也会要求学生阅读叶天士等前辈的医案。在他看来，中医整体水平在清代达到了最高峰。之所以会出现这个中医学的高峰，首先是因为有在历代前辈经验基础上的巨大积累，另一个原因是清代是满人统治，很多汉人中的佼佼者无路入仕的时候，便转而从医，在中医领域精深钻研，因此达到医术高峰。更值得一提的是清朝文人不张扬，追求小情调，这样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氛围造就了一大批很有成就的名医，因此清朝医者的病案，值得反复玩味，意境无穷。乔宝璋也记下了很多他自己的临床医案，平时有空的时候会反复研读，临床上给病人看病的时候会结合前辈的经验进行综合运用。

　　针对目前一些中医大夫在行医中存在的问题，乔宝璋也有自己的看法。“当医生跟病人交流后，要找出原因所在，开解和扶正气，都是方法之一，当医生就是想办法帮助病人回归“中正平和”，当然其中还有病人配合好坏的问题。现在好多医生都喜欢用一些重药，虎狼之药，用药太猛是对病人不负责，另一方面也是医道不精，起效虽快，但对的伤害很大，这也称作药邪。大夫的药方本身是扶正祛邪的行为，却变成了助长邪气。过度医疗的问题不光存在于西医中，中医同样也有这个毛病。”

　　乔宝璋经常跟学生说，认真当医生是很累的事情，但既然坐进诊室里，就如同唱戏一样，一旦登台就要全心投入的去演，容不得半点分心，心里再有烦恼的事情，也需要暂时搁置。看病的时候医生不要去计较病人的态度，他是有病的，有情绪的，需要疏导，而不是压抑。“偶尔治愈，时时帮助，总是安慰。”这也是他一贯对待病人的态度。他也坚持一个观点：安慰不能是一般的安慰，不能把病人当成弱者，而是要让病人有信心，有尊严。居高临下式的安慰是要坚决摒弃的，医患关系最重要的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沟通，医生对病人要关心，而不要教育。

　　尽管乔宝璋已经从医40多年，但他仍然觉得自己的能力有限。他认为没有一个医生敢说他能把所有病人的病都能治好，病人每次来拜访医生，都能做到心情愉快离开是最好的，如果病人看完病之后情愫没有释放，反而加重的话，则失去了看病的效果。

　　透过时间的痕迹，回看自己走过的中医之路，乔宝璋觉得人活在世上会遇到很多问题和忧虑，过去中医讲不失人情，医生要了解人的情绪和情感，行医治病就是明了人心、治身又治心的过程。当医生如果做不到人情练达，也要尽量做到不失人情。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西医的医患相处，不仅仅局限于中医。

　　“我这个人不太懂社交，也不太爱交朋友，但我跟病人们沟通的很好。我觉得自己的性格适合当医生，不适合当领导，以我的性格和思维方法现在已经很难融入行政工作运作的机制中去了，所以从行政工作上退下来以后，我就开始给病人看病，现在也觉得这件事最能体现我的人生价值。”乔宝璋无不感叹的说道。

　　乔宝璋经常也跟学生和年轻医生讲，要尊重病人，有一颗善良的心。对于医学的发展，医生和病人同时都在贡献经验和力量，甚至病人的贡献更大。有很多医生都是在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的，这些功绩都来自千千万万的病人，所有的年轻医生的经验都是在病人身上练习出来的，并不是一个医生一开始就很厉害，看病看的很好，都是从零经验开始的。

　　在乔宝璋的眼里，病人见医生都爱倾诉，当医生只要态度好，病人都会乐于沟通。医生和病人是平等的关系，病人来了，只要是不失人情的对待，让病人在交流和离开的时候心情是愉快的，即使他们身患绝症，也会觉得生活有希望。医生跟病人沟通的过程中，也讲求艺术，最高境界就是人情。“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懂得人情才能当好一个好医生。

　　针对现在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问题，乔宝璋觉得医患要和谐，大夫和病人的沟通很重要。他有个女患者，便秘症状总是反反复复，患者最主要的病因是经常生气。常言道，肝气升，肾气降，升降平衡，身体才能和谐，平衡一旦紊乱就会生病。如果不及时的疏肝理气。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便秘等症。于是他在患者每次前来就诊的时候，都耐心、反复的进行心理劝导，帮助病人疏导内心的抑郁情绪，与此同时配合药物的调理，病人除了身体逐步恢复健康之外，也感受到了大夫的浓浓的关心。

　　谈到近些年倍受推崇的“流派中医”的概念，乔宝璋并不苟同。他认为中医一开始并无派别之分，是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开始有流派之说的，中医只要一谈“派”就有问题。中医学习原本就是博采百家之长的过程，最不应该有派别，一说派就会有长有短，会有相互比较，这样会影响学习的思维广度和宽度。他的老师顾大夫曾经跟他说：“医生就是看病，只要能看好病，啥方法都可以用，不要论派，那些说什么流派的，都是后人给添加的，中医界的前辈们并没有将自己固化为某一派，但他们的医术确实很厉害。”

　　当记者问到中医怪象和乱象问题时，乔宝璋直言，学术上的不正之风由来已久，并非现在独有的现象。中医的流派都是后人给分的，中医以前并不分流派，只是跟着师傅学，主要因为那时候授课书籍少之又少，好的书籍价格昂贵，一般人家庭也难以负担，授课的方式也只能是师傅的口传心授。早些年学中医就是师承，没有他法，但这种教育形式也有它的缺陷，需要后辈中医教育者探索、创新。现在乔宝璋手头保存着一部陕西中医学院前教务处长侯书铭送给他的版的“伤寒论”本子，2017年10月，在益群国医堂主办的“纪念秦伯未先生来陕讲学6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他将这部6本装的线装版“伤寒论”和参加座谈的中医大夫们进行了分享和传承。

　　乔宝璋将中医前辈叶天士的书籍全部进行了认真研读，在他眼里，这几百年来，中医学者再没有人能超过叶天士，叶天士给大量的病人看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据史料记载叶天士曾拜过17个师傅进行学习，但叶不属于任何一个流派。叶天士的医案是乔宝璋工作之余最喜欢研读的书籍，与叶天士同时代的医者的医案他也进行过仔细的比较研究。

　　面对后辈医者给叶天士分的派别，乔宝璋认为这不科学。“叶天士知识极为广博，且精通伤寒论，已经很难局限于某一派别。我个人极力主张不要有流派之争，任何一个人只要有治病的长处，就应该学习。” 叶天士最高明之处在于能将这些好的方法溶于一炉，融会贯通，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每个大夫在临床上经过历练后都有个人自己的长处，30余年的从医之路，乔宝璋先后跟从仲季云、沈仲贤、杜雨茂、王正宇，候书铭等人学习，结识了邓铁涛、裘沛然、吴贻谷、胡振洲等老中医，拜访过张赞臣、许子建、黄星垣、陈太羲等名中医。

　　乔宝璋以前的老师王振宇，他有几个方法用的特别好，学生们还曾经请求老师将他的方法着述以传后世，但王老师告诉乔宝璋写书是立言，立言不好会误人的，误人子弟是会被戳着脊梁骨骂的。在乔宝璋印象中，王老师的引火归源疗法是用的最好的，此疗法现在临床还在应用，他还有个张老师，则是活血化瘀法用的好。

　　乔宝璋直言，医疗是完全个人主观操作的一门技术，西医也是同理。最终治疗效果的好坏取决于医生个人主观认识和判断。在医学院学习的医学知识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在临床实践中运用的时候，则每个人都有差异。翻阅叶天士的医嘱，里面这样记录道：“医者，必须天资聪悟，要勤奋读万卷书，非如此，不能成良医。所以药乃刀刃耳熟，既可以救人，也可以杀人。所以后世子孙，非如此，不要为医。”

　　但是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我们不难发现，任何一个行业都鱼龙混杂，中医界也不例外。乔宝璋告诉记者，我们不能完全以一个高尚人的标准要求所有的人，要想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是要有先决条件的，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当一个人在追求高尚的时候，也要容忍周围不高尚的人，否则还不如做个普通、平庸的人呢，医生也如此。

　　回顾自己的从医经历，乔宝璋坦言自己不敢称，只是觉得有得有失。自己不似幼小家学的中医大夫那样渊源深厚，但也有其他的收获。自己从医经历中的管理经验加深了他对世事人情的了解，有些事情并非单一的行医看病所能体会。对人心、人情的深入了解有助于他当好一个医生。

　　“大部分一直在院校的学者，对事物的认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了解世事的深度不及在社会上亲身实践的人深刻，思维方式也会比较固化。世间的很多事情并非按照数学和物理公式进行，而是以一种非常复杂的形式存在。”有时候乔宝璋喜欢看台球比赛，他说里面有很多东西带给他启示，经验在比赛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人生也是如此。智慧和经验的结合之后会形成直觉，以所见知不见，凭借影像去判断，他觉得这种直觉比机械的计算和判断更为可靠。

　　乔宝璋这样总结自己的性格：我从小不给别人找事，别人安排给的工作，都能干到让别人满意，能想到的方方面面我都能兼顾到，甚至还能想到如何才能干的更好一些。所以从开始参加工作，无论什么样的事情，他都能做的很出色，让大家满意，也叫人放心，不惹事，不出乱子。

　　乔宝璋个性温和、平易近人，富有同情心,很适合当医生，他现在甚至把看病当作一种修行。有时候下了班，已经很累了，只要来了病人，他都会坚持着给患者看病，除非是特别累，不能思考，但是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一般他都不会拒绝别人。在他心里始终觉得患者看病来一次不容易，作为医生的他能换位思考，充分理解患者生病后的情绪变化。

　　当医生是个细活，乔宝璋也是个细心的人。当医生经常要遇到很多新问题，因此也需要不断学习，他有喜欢学习、想问题的习惯。因此在从医的整个过程中，他始终在不断学习和提高。现在每天晚上都坚持看会书，有时候结合临床病例回想自己给学生讲课的内容，还能不断发现问题，意识到自己当时教学的很多漏洞。

　　学问这个事情，通就是通，不通就是不通。乔宝璋也一直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原则。无论给病人看病还是给学生教学，都不说大话，不强装。他告诉学生考试要按照教材去答题，但是实际情况却要实际分析。

　　“我的年龄不小了，这辈子也就这样了，这辈子亦没有将事业做到太大的高度。”乔宝璋毫不掩饰的说道。张仲景，李冬云，叶天士是他最敬仰的中医前辈，其中叶天士是集大成者，几乎无人再能超越。

　　在乔宝璋看来，一个人在古代当中医和现在当中医的社会条件差不多，都是完全属于个人主观的技术。凡是以个人主观条件为基础的东西，都很类似，要达到一个高度很难，而且这个不光局限于中医，各个行业，几百年能出一个能人、厉害人都很不容易。比如文学、历史、戏剧、书法各行当都如此。

　　中医医术顶峰代表人物之一叶天士，他就很善于运用形象思维方法。“扁鹊传”书里说扁鹊能够洞察人的脏腑，但人怎么能够透视人的脏腑呢，这在逻辑上是不合理的，也不科学。实际上通过观察一个人的整体状态和气色，联系经络综合判断的结果。时间长了，人们就会说这个大夫看透了人的脏腑。中医大夫主要用的是形象思维，而不是概念和逻辑推理。所以乔宝璋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会跟学生说，你们要慢慢想，运用好形象思维，而不是一味的前后推理，这种思维方式需要长期的自我培养。

　　谈到阴阳辨症在中医中的应用，乔宝璋觉得单纯的辨阴阳对于诊断太过于笼统，中医看病，必须要掌握中国文化的主题思想，内经是最基础的，但是全部学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黄帝内经不是一本单纯的中医学术书籍，它里面涵盖了很多哲学层面的东西。所以学中医本身是非常辛苦的事情，年轻人要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

　　2018年3月11日，以“弘扬国粹，传承中医”为主题的乔宝璋教授收徒暨拜师仪式在西安益群国医堂举行。在拜师仪式上，8位一起宣读并献上拜师帖、一起向师父行鞠躬礼、依次奉上拜师茶、徒弟代表向师父献上敬师花，师徒互赠礼物后，乔宝璋向颁发出师证和收徒帖并赠语加勉，师徒合影留念，拜师礼成。乔宝璋在收徒现场为所有见证人做了题为“我的医务生涯”的主题讲座，他将自己50余年的医务心路历程浓缩为六个字：读书、从师、看病。

　　《伤寒论》、《金匮要略》、《脾胃论》、《临证指南医案》、《叶天士医案》这些书是乔宝璋最下功夫研读的，此外，《中华本草》也是他放在手边常常翻阅的书籍。在乔宝璋看来，读书并非难事，读不懂就反复读，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他自己习惯读书的时候在书上点划，做笔记，摘抄精彩章句。他也建议徒弟们多读经典，多研读优秀医案。对于学习中医的初学者，乔宝璋建议也是多看书，他将“中医学概论”推荐给刚刚进入中医世界的初学者，他觉得这本书将中医的内容全部涵盖了，初学者看比较好入门。当年他在定边自学中医的时候，用的就是那本书的旧版。

　　乔宝璋幼年家境颇丰，家里很早就购置了留声机，父亲喜欢听京剧。在他的记忆里，马连良的“借东风”是他听过的第一张京剧唱片。“曹孟德凭借兵多将广，带领人马下江南，扎寨长江……”，听这句戏词的时候乔宝璋才7岁，已经看过三本左右的小人书了，也知道曹孟德火烧赤壁的故事情节。“那时候听着觉得戏词好，后来觉得调子也好。”他缓缓的回忆道。

　　“儿时家里藏书很多，记得当时家里有一本脂砚斋插图版的“红楼梦”，那是父亲最珍爱的东西。”每当父亲闲暇翻看的时候，年幼的乔宝璋还不明白那本书吸引人的地方，于是他问父亲到底在看些什么？父亲告诉他那本书叫“石头记”。乔宝璋长大后才知道家里收藏的那个版本的“石头记”是很珍贵的。可惜的是文化大中，这些东西都流失掉了。

　　随着年龄增长，乔宝璋听的戏越来越多，韵律、节奏、戏文一直都是他喜欢的，也慢慢体会到京剧的艺术精髓就是程式化，程式化做到极致就成为了艺术本身。唱、念、做、打的形式做到极致就成为了内容。他尤其喜爱旦角的兰花指和水袖，认为它们呈现的是一种极致的美。

　　乔宝璋对昆曲也很有研究，在他看来，会唱昆曲的都能唱京剧，以前唱昆曲的转行唱京剧，都很得心应手，而京剧最精华的部分也都吸取自昆曲。在京剧界文化底蕴颇深的余叔岩被尊称为“余圣人”，乔宝璋最喜欢他唱的“捉放曹”。“他的唱腔几乎毫无挑剔之处，而且他通韵律，每一个唱词都能达到字正腔圆，没有一个怪音。其他的很多人我也听过，都或多或少存在瑕疵。很多其他流派的后代都在致力于向余叔岩学习，后来者也再难有能超越其人者。”

　　多年以来，乔宝璋一直保留着欣赏书法作品时必须用放大镜去看汉字细节的习惯。除了反复赏读王羲之的“兰亭序”之外，乔宝璋还喜欢欣赏唐人颜真卿的“多宝塔碑”。他觉得每一次欣赏书法作品的过程也是一次透过汉字了解书法家性格的过程。每个汉字的书写，都带着书法家自己的特点，各种书法字体中，楷书最基础但也最难写，可以看出一个人书写的基本功。

　　在乔宝璋内心深处，京戏和书法是他最亲近的朋友，欣赏美的艺术作品可以令他的心灵更丰富。现在他每天除了出诊为患者看病之外，听京戏、看贴、看新闻则是他所有的业余爱好。做点自己喜欢并且擅长的事情，享受每天简单、平静的生活，以中正平和之力治病，怀清灵俊秀之心行医，在有限的生命里为这个社会发光、发热，乔宝璋在中医的路上将继续行走……